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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暴洶洶,“九龍治水”亟待破局

    2024-05-17 13:43:57  來源:《法制與新聞》雜志

    網絡暴力治理中的“法難責眾”,根本在于迄今為止沒有一部權威的網絡治理法

    文/本刊記者 韓丹東

    “按鍵傷人”的網暴行為必須嚴懲。(圖 / VCG)

    近年來,網絡暴力事件頻發,一言不合就“按鍵傷人”,有的損害了他人的名譽,令被害人“社會性死亡”;有的造成受害人精神失常,甚至自殺等嚴重后果。

    然而,這些網暴者在“爆破”他人后,“法難責眾”成為他們的“保護傘”,使大部分網暴者難以受到應有的懲罰。

    不僅如此,本刊記者在調查中發現,一些網暴還源于有預謀的水軍團隊,團隊提前策劃好網暴內容與形式,集體出動攻擊他人。不僅如此,網絡暴力背后還形成了一系列灰色產業,一些人靠著網絡暴力獲利,為了一己私欲去網絡上攻擊無辜受害者。

    網絡暴力的形成原因究竟是什么,又該怎樣治理?

    無端遭受網暴有苦難言

    “重開吧老爺子”

    “吃完去重開吧”

    ……

    近日,“重開”兩字頻繁出現在短視頻平臺,不少中老年博主的視頻評論區涌入大量評論,但言語中充斥著強烈的攻擊性。

    “重開”二字源于游戲文化,是帶有戲謔意味的婉轉版“去死趕緊投胎”。作為流行的網絡用語,常常帶有一定攻擊性,不少人喜歡拿“重開”來自我調侃,不過一旦用到別人身上,調侃就變成了攻擊。

    而如今,“重開”一詞卻被用在中老年人的視頻下。這些視頻內容有的是分享日常,有的是表演才藝。然而,熱評卻都是齊刷刷的“建議重開”。

    一些上了年紀的博主不理解這兩個字的含義,但久而久之也忍不住追問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得知具體含義后,都表示相當驚詫和不解。

    記者在一個名為“美食精神奶奶”視頻的評論區里看到,有許多評論都帶有“重開”兩字:“一開始看著挺可憐的,現在該重開了”“重開吧,最后一頓吃點好的”……一條有關“重開”的評論點贊量高達866。

    作者“農村妮”了解含義后十分不解:“你們為啥這么說我呢?我只是發個跳舞視頻,讓大家刷到開心開心,我錯了嗎?以后不發了!”

    家住四川成都的李梅(化名)平時低調內向,任職辦公室職員的她,在一次無意的社交平臺分享后,卻被卷入網絡暴力的漩渦當中。

    去年3月,李梅在社交平臺上發布了一組在公園散步時拍攝的照片,其中一張無意中拍到了一位正在打掃衛生的環衛工人。

    本是普通的場景,評論區卻傳出不和諧的聲音:“你是在用環衛工人的辛苦,襯托你自己生活的幸福嗎?”“你這樣很不尊重勞動者!”

    李梅十分不解,一開始她在每條指責自己的評論下方回復解釋,但奈何負面評論越來越多,她漸漸招架不住了。不僅如此,還有網友根據圖片背景,找到了拍攝地點。還有人從李梅的其他圖片中,“人肉”到她的個人信息并曝光出來。

    一時間,李梅的生活飽受網絡暴力侵擾,她的手機每天都會收到幾條指責她的信息,她的生活被惡意揣測和造謠。面對突如其來的攻擊,李梅感到無助和恐懼。

    “那段時間,我的生活陷入了黑暗,不敢出門,不敢看手機,甚至手機聲音響起我都會害怕?!崩蠲氛f。

    之后的日子里,李梅在家人和朋友的幫助下,逐漸走出了陰影,她學會了直面網絡暴力,不再被負面言論所影響?!耙豢跉馇蹇漳切┴撁嫘畔⒌乃查g,很過癮!”李梅說。

    今年2月,山東公布了10起“網暴”典型案例。其中“田某、王某等人編造‘某單位多名工作人員聚眾淫亂’等謠言實施網絡暴力案”赫然在列。

    今年1月,煙臺網民田某、王某為博取眼球、獲取利益,編造傳播“某單位多名工作人員聚眾淫亂”虛假信息,網傳過程中,劉某、路某進行惡意揣測、對號入座,有意網暴他人,對被害人及單位造成極大影響,嚴重侵害他人合法權益,擾亂社會公共秩序,造成不良社會影響。

    煙臺公安機關依法對田某、王某等4人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目前案件在進一步辦理中。

    對于網絡暴力問題,在今年“兩高”工作報告中給出擲地有聲的回應。最高法工作報告指出,“公權力要為受害者撐腰,網暴行為必須付出代價”。最高檢工作報告指出,“堅決懲治網絡暴力‘按鍵傷人’,維護公民人格權益和網絡秩序”。

    網暴背后水軍作祟

    記者調查發現,網絡暴力不只是“群情激憤”,也可能早有預謀。網絡暴力的背后,和網絡水軍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操控輿論,制造網絡暴力,對無辜者進行無休止的攻擊和誹謗。

    去年11月,江西萍鄉警方成功摧毀了一個以開設傳媒公司為掩飾,實際從事刷量控評、接單轉包、刷單等全鏈條“網絡水軍”犯罪團伙。該團伙通過雇用大量網絡水軍,對特定目標進行惡意評論、刷單等行為,以達到操控輿論、詆毀他人聲譽的目的。該案涉案金額近千萬元,抓獲犯罪嫌疑人5名。這一案件的破獲,再次引發了社會對網絡水軍操控網絡的關注。

    無獨有偶,江蘇公安機關也成功偵破了一起雇用網絡水軍網暴他人的案件。在該案中,犯罪嫌疑人章某為達到長期控制受害人的目的,非法獲取受害人隱私信息,并通過購買互聯網賬號、雇用網絡水軍團伙傳播炒作受害人“不雅”視頻、圖片和侮辱性文章。這種行為不僅嚴重侵犯了受害人的合法權益,還導致受害人患上創傷后應激障礙。章某最終被依法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一萬元。

    這些案例只是冰山一角,網絡水軍操控網絡暴力的后果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嚴重得多。他們利用網絡平臺的匿名性和傳播速度快的特點,對目標進行無休止的攻擊和誹謗,導致受害者名譽受損、精神崩潰,甚至影響到其正常生活和工作。

    回想起被網暴的經歷,河北滄州的李先生至今仍心有余悸:“對方肯定是有預謀地網暴我?!?/p>

    去年10月,李先生看完一場電競游戲比賽,由于他喜歡的隊伍取得勝利,便登錄某社交平臺,寫了一篇“獲勝感言”,并添加了隊伍標簽。

    沒想到幾個小時后,李先生還沒享受完勝利的喜悅,帖子評論區就涌入大量用戶評論,無一例外,都是帶有攻擊性質的評論:“就贏一次有什么好炫耀的呀”“你主隊難得贏一次,過年了”。

    然而,李先生越往下翻,發現評論攻擊性越來越強?!澳銘摵湍阒麝犚粯記]幾天了,吃點好的”“博主現實生活一定很可憐吧,只能在網絡上找存在感”。

    不僅如此,李先生個人賬號也頻頻收到私信,從一開始對他喜歡隊伍的攻擊,逐漸升級為人身攻擊,甚至有用戶出言侮辱李先生的家人。

    起初,李先生以為對方是落敗隊伍的粉絲,也沒多計較,但事態越發不可控之后,他點開幾名用戶的主頁查看,發現這些用戶都是注冊沒多久的小號,沒有發過帖,更別說關注電競比賽了。

    后續李先生在對方戰隊的粉絲群看到,有粉絲公開表示:“主隊輸了,氣勢不能輸,我已經雇了水軍,直接‘爆破’其他隊伍?!?/p>

    去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兑庖姟诽岢?,依法嚴懲網絡暴力違法犯罪,同時,促進網絡暴力綜合治理。

    《意見》中提到,對5類網絡暴力違法犯罪從重處罰:針對未成年人、殘疾人實施的;組織“水軍”“打手”或者其他人員實施的;編造“涉性”話題侵害他人人格尊嚴的;利用“深度合成”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發布違法信息的;網絡服務提供者發起、組織的。

    凈化網絡任重道遠

    網絡暴力是怎樣形成的呢?

    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外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姚金菊說,首先,網民的整體受教育程度不高,素質良莠不齊,青少年占比大。根據第4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0年12月,19.3%的網民僅具備小學及以下學歷,具備初中、高中和中專、技校學歷的網民群體分別占40.3%與20.6%,大學??茖W歷者占10.5%,具有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的網民僅有9.3%。根據第5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3年6月,10歲以下網民和10歲至19歲網民占比分別為3.8%和13.9%,青少年網民數量近兩億,在網民中占據較大比例。在面對社會熱點信息時,不夠成熟的網民群體缺乏對網絡信息的真假辨別意識和辯證思考能力,可能會基于樸素的價值觀作出簡單的對錯判斷,其發言往往會呈現出情緒化、非理性的特點,極易演變成大規模的群體攻擊言論。

    姚金菊還說,虛擬網絡世界存在著“流量為王”的不良風氣,一些互聯網自媒體賬號為了博人眼球,獲取更多的流量來變現,會故意引導制造沖突,對熱點事件發表一些煽動性的評論,利用其粉絲群體轉發點贊,擴大其影響范圍,從而獲利。此外,一些自媒體賬號還會與網絡水軍、“黑公關”等網絡黑灰產業相聯合,在短時間內聚集起大量呼應者,有組織、有目的地發表攻擊性言論,形成規模龐大的網絡暴力,甚至將其擴散到多個網絡平臺。

    姚金菊還提到,平臺治理能力落后,且部分平臺可能缺乏道德自律性。平臺應當承擔審核網民言論的職責,但互聯網飛速發展下,網民數量激增,社交媒體以極快的速度更新,平臺沒有足夠的資源對言論進行審核,容易導致審核中產生疏漏,難以及時制止網絡暴力的發生。而且平臺有時缺乏道德自律性,可能會縱容網絡暴力事件的發酵,以求提升平臺的流量與用戶活躍度。

    最后,姚金菊認為,網絡暴力治理法律體系不完善,法律責任制度不健全,網民發表網絡暴力言論的違法成本低。就對網絡暴力的認定而言,現行法律法規、相關司法解釋及政策文件并未明確規定“網絡暴力”的內涵,暴力言論及非暴力言論的邊界不明晰,導致認定上存在困難。就對責任主體的規制而言,現階段立法主要集中于懲治網絡暴力的發起者以及疏于治理的平臺(服務提供者),對轉發或評論的網絡暴力參與者缺乏有力規制。就法律框架而言,網絡暴力的法律規定分散于刑法、民法典、網絡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諸多法律,這就增加了網絡暴力受害者依法維權的難度。

    為何網絡中網民戾氣明顯重于現實生活?

    上海政法學院教授章友德解釋說,由于互聯網具有強隱蔽性、匿名性與多樣性,導致在當前“流量為王”的時代,人們普遍通過網絡來表現自我、展示自我?,F實世界中,每個人都遵守著現代社會的道德、法律規則,但在網絡世界中,傳統社會的規則秩序難以適用。由于最終沒有明確的責任主體,致使網絡暴力一旦出現,就會形成嚴重的社會影響與法律后果,受害者往往難以很好地依法主張舉證,進而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甚至面臨著網絡世界“無法可依”的情況。

    章友德還說,一些網民會刻意地利用網絡平臺監管空白,來達成自己在現實社會中無法達成的一些目的,發泄自己對現實生活的不滿。另一方面,網絡暴力對受害者造成的傷害無法得到及時處理,也變相鼓勵、縱容網民繼續施暴。

    姚金菊解釋說,首先,網絡空間具有其特有的虛擬性及匿名性。網民隱藏在虛擬ID面具下,使用匿名賬戶發表言論,他人難以得知其真實身份,發言者也就很難受到其負面言論帶來的消極影響。這無形中弱化了網民的責任意識,使他們在互聯網發言時較現實生活中更為沖動,缺乏審慎態度,具備更強的隨意性與攻擊性。在面對社會熱點事件時,網民可能為了發泄現實生活中的壓力以及滿足虛榮心理而發表不理智言論,戾氣滿滿。

    第二, 互聯網容易充斥大量夸張化、誤導性信息,無良營銷號可能為博取流量而斷章取義、捏造虛假信息,導致網民因信息來源片面而產生錯誤認知,進而滋生網絡戾氣。

    第三,互聯網平臺的開放性與即時性決定網民足不出戶便可產生聯結,網民更易形成群體,產生群體極化效應。在群體中,個體受到群體情緒的感染,傾向于迎合群體的立場,對多數人一味盲從,失去自我的判斷與選擇,進而呈現出情緒化、非理性的傾向。

    針對“法難責眾”這一說法,章友德分析說,網絡暴力治理中的“法難責眾”,根本在于,迄今為止沒有一部權威的網絡治理法,現行的指導意見和分散在各部門法中的法條,難以形成體系,治理網絡暴力,面臨著無法可依的困境。

    章友德建議,首先,檢察機關作為公益訴訟的發起人,建議主動承擔起維護公民合法權益的社會責任,將網暴受害者的自訴轉為公訴。其次,嚴格執行法律,網信辦、網絡平臺乃至社會各界,喚醒多元主體,形成多元依法治理,形成多元社會治理格局,加大對違法犯罪的打擊力度,讓每一個違法主體都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最后,進一步加大“以案說法”的傳播力度,司法機關要積極發布對于侵犯公民合法權益的、影響社會正常秩序的典型案件,發現一起查處一起,以儆效尤。同時,加大處罰力度不能只停留在平臺層面,要采用刑事處罰,形成威懾,讓網暴者知曉法律的高壓線不能觸碰。

    姚金菊建議,如涉及水軍、灰產當然應加大打擊力度。具體而言,要求網絡服務提供者對于高頻次、較集中地轉發評論固定微博條文,對有水軍高度可能性的賬號進行監控,建立信用評價體系,必要時進行禁言、封號處理。對于其背后的灰色產業,應順藤摸瓜,重點挖掘,對于組織化、產業化、規?;縿泳W絡暴力的主體,對其經營者追究民事、行政、刑事責任。在打擊之余要加大法律宣傳力度,要有針對網民的普法,提高其網絡素養和法治素養,避免成為“幫兇”“助手”,提高其甄別能力;要有針對水軍、灰產的普法,明確其網絡暴力行為的法律責任,在禁言、封號處理的同時探索深化信用評價體系,對長期或者反復在互聯網上開展相應“網絡暴力言論”行為的在一定范圍內進行資格禁止。

    章友德指出,關于網暴背后是水軍和灰產的問題,源頭治理要從水軍抓起。加強對網絡水軍的專項治理,由網信辦作為職能部門牽頭治理,相關平臺、網民個人,包括水軍中間的法人,都要囊括進治理主體中。

    章友德還提到兩個問題,一是綜合治理網絡暴力和網絡水軍只是從網上一味地加大打擊的力度,不是標本兼治的綜合治理。另一個問題是,如何解決這些人在現實生活中的就業難、就醫難等問題。

    如何切實懲治網絡暴力,源頭治理和網暴參與者分別適用怎樣的懲處措施,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對此,姚金菊說,懲治網絡暴力要從預防做起,對網民、網絡平臺、施暴者等不同主體建立起從預防、監管到民事行政刑事等法律責任體系。對此,應當依據刑法、民法典、網絡安全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等法律,了解有關網絡暴力信息治理的相關規定,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發布的《意見》。此外也可以參考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2023年《網絡暴力信息治理規定(征求意見稿)》。在此基礎上分類采取相應措施。

    姚金菊列舉了以下幾個方面:

    對于網民,首先應通過網絡文明知識宣傳等活動提高民眾的網絡素養,培育網民的自律性,文明上網,規范網絡言論;同時,推動網絡暴力相關的普法宣傳,增強網民的法律意識,從而遏制網絡暴力事件的發生。

    對于網絡平臺,應敦促其落實“后臺強制、前臺自愿”的有限實名制,尤其對網絡大V的實名信息加強采集,便于執法部門對網絡暴力發起者、參與者迅速鎖定,更好地追責。平臺應當完善事前防控機制,制定突發網絡暴力事件應急方案,保證投訴舉報的渠道通暢,提高相關部門的處理效率,使網絡暴力受害者和群眾的訴求能夠得到迅速解決,使網絡暴力的事態得到遏制。平臺還應采取“一鍵防護”、評論防火墻等技術措施,抓取高頻關鍵詞,及時屏蔽或刪除網絡暴力信息。

    在法律方面,《意見》進一步明確網絡侮辱、誹謗刑事案件的公訴標準,若造成嚴重后果,具備相應情節,可適用公訴程序,追究其刑事責任。對于尚不構成犯罪,符合治安管理處罰法等規定的,依法予以行政處罰。在具體的追責對象劃分上,應對不同主體進行厘清,明晰網絡服務提供者、網絡暴力惡意發起者、組織者、惡意推波助瀾者以及屢教不改者。

    對于源頭和參與者,應當分別適用不同的懲處措施。作為直接參與主體,造成了嚴重后果的網絡暴力發起者毫無疑問應當承擔刑事責任,對其可以根據《意見》中給出的標準提起相應罪名的公訴。而在網絡暴力犯罪中,相當多的參與者僅為普通網民,并不具備極強的主觀惡性,若對所有參與者追究刑事責任則可能違背刑法謙抑性。因此,對主觀惡性不大、情節并不嚴重的普通參與者應采取行政制裁,還可從民事層面要求其停止侵權、賠償損失、恢復名譽。


    文章來源:《法制與新聞》雜志2024年4月上期


       編輯:周潔萌